□左鹏军
正值屈大均（1630—1696）逝世330周年之际，回望岭南文化的历史脉络、时代变迁以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会发现他的成就与贡献、地位与影响，并未随光阴淡去而模糊，反而在时代更迭与文化演进中愈发清晰。
屈大均在岭南文化史上的标志性意义，是公认的事实。最直接的表述便是：他是岭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标志。这种意义，既源于他对岭南文化的多方面贡献，也体现在他对岭南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上，更在于他进行历史回顾与文化前瞻时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以及二者的交汇辉映。
知识自觉：岭南知识的系统建构
作为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一环，地方性知识在“岭南”这一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中至关重要。若无尽可能系统完善的地方性知识建设，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区域文化便难以成立。从汉代起，岭南知识的表达与构建就已开始，积累了漫长的基础。然而，只有到了屈大均，岭南知识的建构才进入全面自觉阶段，具备了文化自觉的意识。
屈大均对岭南知识的自觉建构，集中体现在《广东新语》的撰著中。他在《自序》中交代：“《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他又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
《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当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潘耒（1646—1708）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描述其撰写态度：“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善哉，可以传矣！”透过这般翔实细致的描摹，可见屈大均以严谨态度和学术方式、存信史心愿和执着精神撰写此书的状态与心态。
尽管此前已有多种岭南文化方志、史乘及相关记载，但将岭南知识系统建构、完整表达和全面呈现，屈大均是第一人。因此，以《广东新语》为中心，结合《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及其他诗词文章，构成了屈大均关于岭南地方性知识自觉构建的总体框架，形成了远绍昔贤、启迪后人的岭南知识谱系。
思想自觉：岭南思想的价值凝练
屈大均并未止步于对岭南知识的一般建构与呈现，而是关注、发掘、汇聚和提炼岭南优秀思想传统与价值观念。其思想核心在于鼎革变迁之际，对儒家正统思想文化观念、道德操守、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的守护、表达与延续。在正统文化遭遇冲击、面临危机时，他敢于发出既属于岭南、更属于中华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将岭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与整个中华文化紧密联系，使岭南思想获得了传承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
关于《广东新语》的写作用意，屈大均在《自序》中明确指出：“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可见他并非将此书仅作为补充以往史乘之所阙、之不足的一般知识性读物，而是满怀深情、别有寄托。
《广东新语》的思想用意和价值选择，在部分条目中显露无遗。如卷九《事语》论“贪吏”：“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藏于贾而官者。民日穷而盗贼日炽，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则粤东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噫！”对官场状况、官商勾结一起作害百姓现实的揭露批判，切中时弊、深得民心。
又如卷十一《文语》即以“广东文集”条开端：“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对于广东文献、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守护、传承之意，自己编纂《广东文集》的使命担当、时代责任、坚定信心，都表现得如此鲜明、坚定。这显示出他由岭南人文而天下人文、由岭南文化而天下文化的思想自觉和时代使命。
从《广东新语》的精彩片段、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是一部具有自觉而深切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主观性和诗性特征的著作。这正是《广东新语》与一般百科全书及其他工具书的重大区别。屈大均反映的岭南思想精粹、价值取向，寄托的情感倾向、人文理想，不仅是自觉的行动和主观的故意，更是经过长时间酝酿、反复斟酌、衡量取舍所得，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情感温度，以及对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至深至诚情感，自有其发人深省、引人共鸣的魅力。其思想底蕴和价值核心，就是对岭南优秀思想传统、道德理想的提炼和展现，对岭南深挚恒久价值观念的守护与弘扬。
精神自觉：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
屈大均生活的时代，政治动荡、民族冲突、政权更替，战争与血腥、流离与死亡交织，也是考验官员士子尤其是汉族官员士子出处、选择的变革时代。思想、道德、精神、价值的矛盾与冲突被集中显现和迅速放大。
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身份、处境、命运异常清楚，对本人与当朝政治关系认识异常清楚，并早已下定决心、作出“布衣”“逸民”选择以自守的屈大均，其岭南知识的建构，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介绍或陈述，而是自觉地、必然地带有特有的时代气息、浓重的情感倾向和明晰的精神向往，这一切都出自他清醒而深刻、果敢而坚决的精神自觉。
《广东新语》中的一些条目集中反映了这种清晰的时代文化气息和高度的精神自觉。卷七《人语》“梅鋗”条说：“嗟夫！自唐、虞、夏而过后，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汉、明。而越人率为功首，能以大义鼓唱诸侯。鋗与何真是也。鋗可以为赵佗，真可以为刘岩，而皆不为。与冯盎者亟以二十州县归唐，皆可谓能知天命者也。”特别强调汉朝与明朝“得天下之正”的历史正义和道德正义。这与清康熙皇帝曾经志得意满地宣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间，形成鲜明对照，构成尖锐强烈而意味深长的矛盾和对立。
卷十九《坟语》“刘龑墓”条云：“龑在位，专以惨毒为事，所诛杀粤人，若刈菅草。死后数百年，粤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谓天道好还，非耶？尉佗有功德于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处。仁与不仁之报，盖若是哉！”将刘龑其人其为政与赵佗进行对比，强调刘龑之“惨毒”“诛杀粤人”，赵佗之“有功德于民”，归结于“仁与不仁之报”的天道。这番言论，除了颇有深意地评价刘龑、赵佗二人及其得到的不同报应之外，自然含有对屈大均所处时代清朝统治者种种作为的揭露、斥责与批判。
卷二《地语》“迁海”条云：“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以作长城，掘茔而为深堑……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可见“迁海”之令的密集严格与接连不断，也可见这一政策的战略性质和强迫方式，尤其是这道命令给广东沿海居民带来的巨大动荡和种种不幸。这与其说是如实记载、细致描述“迁海”令的由来和后果，不如说是秉笔直书、存其信史精神的史家之笔和含有深意、怀有寄托的诗家之笔的完美结合与相得益彰。
又如卷二《地语》“澳门”条云：“番人列置大铜铳以守。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此语恰可与屈大均写下的关于澳门等地的诗歌相参观。其《澳门》诗中说：“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筑城形势固，全粤有馀忧。”细致准确地记载和描绘葡萄牙及其他西方国家军事、宗教、建筑、近代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反映明末清初西方文化的东渐，通过澳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构成的威胁。如此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了由于葡萄牙等国的来华，使澳门、广州等地发生的深刻变化，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对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威胁和带来的潜在风险，表现出洞见国际局势变化、国家命运前途的战略眼光和先见之明。
屈大均对于自己所处时代、岭南的内外环境、真实状况，进行了真切而清醒的描摹；对于时代变革、未来趋势，尤其是表面征象背后潜藏的危险和危机，进行了具有前瞻性、预见性的揭示。而这一切，恰恰是当时许多官员士子没有注意到或根本不会在意的，也是当时初得天下、正处于心忧政权不稳又难抑沾沾自喜之情的清王朝统治者不可能意识到的。
形象自觉：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在屈大均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学术著述和诗词创作中，无论是对于岭南知识的自觉构建，岭南价值的思想凝练，还是对于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更加深厚而持久、辽远而开阔的方向，即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岭南形象的塑造，从不自觉到自觉、不主动到主动、不积极到积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演进过程。这是一个逐渐走向真实化、正面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有亲切感、家园感的过程。只有到了屈大均，岭南形象的塑造才进入了自觉而主动、积极而真切的新阶段。
《广东新语》卷八《女语》中，记载了多位在清军入粤过程中的被害女性，甚至描述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恐怖细节。这样的选择和处理，除了表达屈大均对于这些被侮辱与被残害女性的同情悲悯，对于占领者、施戮者罪恶行径的揭露声讨之外，还有着表现节烈精神、树立岭南女性忠孝、英勇形象的深层含意。
而在卷九《事语》“琼人无仕元者”中所记：“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忠义也。忠义之钟于人，于海外一洲一岛，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孙而报之，报之于其地，天之穷也。”不仅仅在于对“琼人无仕元者”这一事实情况进行一般性记述，而更在于用以表达存在于琼人乃至所有岭南人思想意识中的“忠义”品格的弘扬，树立岭南崇高形象的用意同样自觉而鲜明。
屈大均在《广东文选·凡例》说过：“是选以崇正学、辟异端为要，凡佛老家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即白沙、甘泉、复所集中，其假借禅家言，若悟证顿渐之类，有伤典雅者，亦皆删削勿存。务使百家辞旨，皆祖述一圣之言，纯粹中正，以为斯文之菽粟，绝学之梯航。”显然是含有现实用意的寄托之笔。他又在《〈广东文选〉自序》中说：“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后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圣。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在如此坚定果断的话语中，其塑造、树立、彰显与弘扬岭南形象的深刻用意和执着信心，表现得非常鲜明、非常充分，数百载之后读之，仍然不减其感人至深、引人奋发、催人奋进的思想力量。
传播自觉：岭南文化的有效传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一往情深，不仅在于朴素的故土情结、乡邦情怀，而且在于从中华文化角度甚至一定的世界文化角度对于岭南文化的挚爱和信心。从而使屈大均的岭南文化自觉，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由岭南而观察和感悟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价值。这种文化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他对岭南文化的有意识传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有意识、有效性传播，对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岭南性与超岭南性的完整性、一体性认识和把握，使岭南文化得到江南、中原等主流文化地区杰出人士的深切了解和深度认同，并产生了显著的海外影响。这是岭南文化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及其多种地域化形态中得以自立、获得突出地位、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屈大均与同时期或稍后的江南知名人士顾炎武、潘耒、朱彝尊、费锡璜等的密切交往和深度认同、同声相求和意气相投，表明了其传播岭南文化的自觉行动及有效回应，促使岭南文化在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得到传播并产生显著影响。
朱彝尊在《〈九歌草堂诗〉序》中说过：“予友屈翁山为三闾大夫之裔……三闾当日，方叹恨国人之莫知，今海内之士无不知有翁山者，则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呜呼！难言矣……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这既是他们友谊的形象记录，也是由于屈大均的友朋交往而使岭南文化在荆楚、吴越、燕齐、秦晋等地区得到传播、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明。
而生活于清乾隆、雍正至道光时期自诩狂名、睥睨一切、敢于写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诗句的龚自珍，于夜深人静之时在北京偷偷地读当时已被列为禁书的屈大均诗文，并写下这样的诗句：“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番禺集，书其尾》）恰恰是屈大均著作在被专制政府禁毁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些地区、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并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明，也似乎应和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屈大均尽管主要生活在清代初年专制压抑、血腥残暴，汉族士子岌岌可危、动辄得咎的不幸年代，但仍然是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爱恨情仇的慷慨磊落之士。他在《鲁连台》诗中写下的“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在《舂山草堂感怀》诗中写下的“半生游侠误，一代逸民真”“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作词人”，就是大胆的告白和勇敢的宣言。恰恰是缘于这样的道德操守、学术底蕴和价值追求，使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自觉建构，表现出具有象征意味和时代价值的深刻持久之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建构和对于岭南文化尤其是岭南精神和岭南形象的守护、弘扬与传播，是完全出自个人自主自愿的，而非官方或其他任何势力驱使的；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寄托和诗性情怀的，而并非仅仅知识的一般记录和平淡介绍的；是产生于政治动荡、政权鼎革、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正统文化面临空前危机之际的，而非所谓“盛世修史”“歌舞升平”的；是有着深切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的，而非闲情逸致、隔岸观火的；是出于“非正统”角度的，而非出于“正统”角度的；是属于岭南区域的地方性的，而又并非仅仅属于岭南的地方性的，更有着关乎整个国家民族、中华文化的未来前途和出路的。
由于屈大均的自觉坚守、倾情投入、黾勉从事，从而在时局动荡、政权交替的异常艰难之际，将岭南知识的谱系构建、岭南思想的汇聚提炼、岭南精神的时代品格、岭南形象的塑造彰显、岭南文化的传播认同提高到系统化、自觉化的新阶段，从而使岭南文化的声音更加响亮辽远，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得以牢固地确立，并对其后的岭南文化走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此后岭南文化的全面繁荣与持续发展，为岭南文化深刻影响和有力引领中国文化走向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因此，说屈大均是岭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杰出代表和显著标志，不仅于史有据，而且当之无愧。
（作者是珠江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